开篇，纽伦堡战争废墟实景触目惊心，是真实强烈的告诫，也带有部分隐喻。战争结束3年了，但战争的痕迹仍然日复一日地占据着我们的感官和内心世界，战争的痛楚需要很长时间的医治，战争的残迹要慢慢清理，战争的责任要一步步清算，在所有这些与战争有关的收尾中，罪责的认定和观念的颠覆是最困难的，那些导致人们卷入集体施害他人的“爱国主义”狂潮中的“信仰”是最难根绝的东西。

影片的人物形象简洁鲜明。法官和控方来自美国，美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也是最大的赢家。它介入时间晚，进攻凌厉有效，原子弹的惊天投掷，令世界震惊，也被视为快速结束二战的直接原因。美国也一向以受害方的救星自居，它的形象中立、正义，在二战后，扮演着世界秩序的重建者和维护者的角色。所以，法官和控方来自美国，是受到普遍认可的选择，既介入了战争，又独立于受害施害的两方。

在整个影片中，法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从了解德国的气氛和人情，到聆听庭审控辨陈词，再到依据法理决定最后的结果，他的认知、判断和抉择，串起了所有这场审判的要素。法官这个人物也是全片主要人物中，最为温和、不疾不徐、立场隐蔽而睿智的人物，他事实上被作为一个正义的执行人来为影片的导向和价值定位。我们看到，这个形象是这样：数十年的审判经验，不会在试图影响他的人面前表达主观倾向和任何带有偏颇的意见，但在裁决方面很有灵活性，能明确地撇清情感倾向与秉公执法的界限，同时，也不会迷失在逻辑的陷阱里而丧失了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坚持。

控方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参与二战并直接目击了纳粹集中营惨状的美国高层军官，他在影片开头的庭审开幕陈词中理直气壮，荡气回肠，仿佛正义的化身。他性情刚猛，情绪急躁热烈，但缺乏司法人士的审慎和客观。在他看来，被告的罪责明确清晰毋庸置疑，罪与非罪一目了然。然而，随着控辩回合的推进，辨方的逻辑力量逐渐强大，而控方的证据证人却显得难以招架。

辨方提出的最令人深省的诘问是，如果说一个无权干预邪恶法律的制定但又不得不遵照职业的要求奉命执行了邪恶法律的法理专家，应该被视为第三帝国期间德国整体邪恶的一部分而受到惩罚的话，那么，所有卷入邪恶机器运转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同样，那些在希特勒进行邪恶战争期间，为他积极提供武器弹药的美国军火商，也应该治罪。假如第三帝国的法官姜宁有罪，那么全德国都有罪，纵容希特勒的英国政府和梵蒂冈大主教以及美国也难辞其咎。在这番强悍有力的诘问之下，控方军官从问心无愧的正义使者形象，转变为一个逐步走向自我审视的自省者。在庭审的尾声，他看上去底气不足、精神颓丧。无疑，这就是庭审的威力所在，精致的控辩对决引领着整个世界卷入一场思考过程，敌我、黑白、有罪与无辜的界限变得模糊，一场审判不仅仅是针对4个被告的审问，而是针对全世界的道德拷问。是的，姜宁等人因为其地位的显著性被从广大的参与罪恶活动的人群中遴选出来，接受惩罚。但那些侥幸逃脱处分的人，难道就可以心安理得吗？难道你没有用你的从众效忠、沉默纵容、甚至亲自参与，助长这场骇人听闻的暴行吗？

辩护律师罗尔福是一个为了代理人利益战斗到最后一秒的决不服输的人，他让人既爱又恨，他杰出的辩才、强韧的推理、据理力争的职业精神、巧妙的提问令观众由衷赞叹，并带动整个影片的逻辑推进，而他冰冷的理性、霸道的逼问，又在感情上让人产生抵触。在整个辩护过程中，罗尔福步步紧逼，试图在逻辑上建立这样一个链条：

1、第三帝国时期，原来德国独立的司法体系遭到了破坏，司法权被转移到人民特殊法院，事实上等于政府同时掌握司法，变成了专政。原有的法律被篡改为一个充满了种族歧视、领袖崇拜和恐怖手段的邪恶法律，但在这个过程中，执法人员无机会无权干预法律的变更。他能做的要么是干脆辞职不干，要么是按照新法执法。法官依据职责要求，按照新法判决，只要理据充分，结果的罪错不能归咎于法官。

2、在对多位证人的问询中，试图证明，他们当时的状态和行为，确实符合新法的相关条款。法官依法判决，不能定义为故意作恶。

3、被告欧内斯特·姜宁是蜚声国际的法理学家，一位谦谦君子，他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恶人。在第三帝国时代，几乎无人不向希特勒表示效忠，极少有人敢于公然违抗政府命令，他们都成为希特勒极权主义政体运转环节上的一个节点，如果说，他们的服从助长了罪恶的后果，那么，这些人都应该是有罪的。如果几乎人人有罪，而司法机关仅仅从这些人中，挑选出被告，对他们治罪，这种做法是不公正的。

将这种思路再推而广之，需要对德国罪行负责的，不仅是德国民众，还有曾纵容和绥靖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的军火商们、梵蒂冈的大主教等，但现实却是，成为胜利者的一方逃避了罪责，而理直气壮地审判失败的一方。

罗尔福的辩护，是当时典型的纳粹抗辩，也与艾希曼审判中的辩护逻辑相似，即对于一个在群体压力下不敢违抗的奉命行事者，他的罪错到底应该如何评估？阿伦特的回答是“平庸之恶”的解释框架，即这些人之所有有罪，在于他们放弃自我的主观意志和捍卫正义的勇气，任凭自己听命于带有犯罪性质的命令，最终成了恶的帮凶。他们的恶，就在于对人类最独特和珍贵的思考能力的放弃，在关键时刻没有勇气做出正义的抉择。这种“平庸”就是他们恶之所在。而本法庭则依照各国刑法的通行规则，即任何人唆使他人犯罪，任何人提供武器犯罪，任何人作为犯罪环节之一，都有罪。法官另外指出，姜宁是一名特殊的法官，他效忠国家的确是事实。姜宁是个悲剧人物，我们相信他憎恶邪恶，但是，对他灵魂的怜悯，不能同他参与的罪行混淆。

法官之所以不能判被告无罪，也是因为，如果判决无罪，需要无懈可击的理据，而做到这一点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司法判决的重要作用，既在于惩罚，也在于防范。如果，如此昭彰的罪恶都可以轻易用“奉命行事”推卸，那无疑是在鼓励更多的类似暴行通行无阻。当判决结束，尘埃落定之时，罗尔福在法庭上的据理力争，似乎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拷问。是的，判决结束了。但是，判决真的结束了吗？真的应该结束吗？

柏斯德将军夫人是一位冷静沉着、举止优雅的德国贵族，她的出现，瞬间扭转了人们关于德国刽子手的凶悍想象。她代表的是德国政府高层中与希特勒保持距离的一类人物，他们内心高贵，不屑于趋炎附势，与希特勒在出身、道德追求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也成为希特勒暗中忌惮和嫉妒的对象。他们也痛恨希特勒，但不是因为他下达了灭绝犹太人的命令，犯下了滔天罪行，而是因为，正是这个在他们看来出身卑贱的流氓，最终带领德国万劫不复地走向失败，使举国蒙羞。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作为“为国尽忠者”的荣誉感始终没有消退，他们认为自己是忠贞无私的真正的爱国者。虽然结局是失败的，但他们内心的高傲从来没有被打败过。

这个人物事实上也在传递这样的信号，即使是一些教养良好、地位很高的德国人，在战争罪行的问题上，也一直在回避透彻的反思，他们以爱国的真诚程度及为国家做出的牺牲程度来评价正义与否，而从来没有深入到质疑“爱国主义”本身的层面，而“爱国主义”正是清算纳粹罪行最重要的一环。第三帝国的所有暴行，都是在爱国主义的遮羞布下堂而皇之地展开，爱国主义成为一切过分做法的护身符、合法性来源。国家的扩张、国家的强盛，在当时的德国民众心目中，是天经地义排名第一的价值，为了这个目标，一切的代价——死亡、屠杀、停滞、破坏，都是理应支付的。国家至上，民权陨落，江河残破，积尸千万。不清算极端爱国主义这一偏执的“信仰”和专制政府向来偏爱的操纵利器，如是极权主义的恶疾无疑还将循环往复地间歇性发作，在世界各地重演。影片最后，柏斯德夫人始终难以接受法官对姜宁的定罪，这个情节的设计也意在告诉人们，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若没有当事人的自我批判相伴随，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欧内斯特·姜宁，气质脱俗的学者型被告，在影片中博得了广泛的同情。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法理学家，也是魏玛宪法起草的重要参与者，他曾以至高理念，推进德国的法治。但在希特勒的霸道统治下，爱国情怀阻碍了他正视法治倾覆的现实。像许多庸常的德国人一样，他顺应了群氓，臣服于独裁。他步步败退，穿上了纳粹要求的带有十字标记的法官袍，也充当了恶法的忠实执行人。整个第三帝国当政时期，他内心的良知压抑掉了，无数无辜的人经由他的法庭，走向监狱，走向手术台，走向死亡。他看上去只是执行公务，实质上却在害人杀人。在法庭审判的初期，他沉默不语，对法庭工作人员一视同仁的冷漠。对他的辩护律师，他从未表现出任何的信赖和坦率，他无比骄傲，无比自尊，他不需要辩解，也不需要宽恕，更不乞求轻判。他并不是一个人格低矮、懦弱胆小的人，当希特勒试图调戏他的妻子时，他对元首毫不畏惧，“让我感到遗憾的不是你的无礼，而是你竟如此平庸。”他让元首下不来台，让元首气急败坏，他比所有在场的人都勇敢。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人，也没有公开反对希特勒的无法无天，为什么？

庭审初期的姜宁是困惑不解的，但随着庭审的进展，一些迷雾在他的脑海中澄澈了，他说：“为了要理解它，必须要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狂热恶疾覆盖了大地，耻辱、污蔑、饥饿的恶疾。我们有民主，是的，但已经在心底撕碎了。最重要的，还是恐惧。害怕今天、明天，害怕我们的邻邦，害怕我们自己。唯有当你理解，你才能明白希特勒对我们有多重要。因为他对我们说，‘抬起你的头，以身为德国人而骄傲吧。我们身边充斥了魔鬼——共产党、自由主义者、犹太人、吉普赛人，一旦魔鬼被消灭，你们的烦恼也就解决了。’……我们为什么要沉默？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在一战后国家凋敝，失业盘桓的时代，希特勒用类似救世主的“神奇”措施，挽救了经济和国家，挽救了民族自尊。希特勒还用恐惧话语，营造了一种“外部威胁重重，而我们必须团结如铁”的共识。这种虚幻的大国崛起、所向披靡的狂热，将全体民众裹胁于排山倒海的运动和战争之中。姜宁，也汇入了这股集体狂躁之中。个体理性完全被国家意识形态的鼓噪驾驭了，正常状态下的底线决堤了，没有不可为，也没有不安。大家都在做，所以我可以原谅自己，是群体自我辩解的常用套路。就在一点一滴的恶行积累中，恶之洪流汇成江河。

结尾处，姜宁特意邀请法官到监狱见面，他向法官表达了敬意，他并不憎恨他，而是以法律人的超越肯定了他的公正。但姜宁试图告诉法官，那百万犹太人被屠戮的事，真的是他所不曾想到的，也不知道的。法官并没有被他的人品和优雅所打动，在对暴政的憎恶上，他不会允许人情浑水摸鱼。他告诉姜宁，“你早就知道，在你判第一个无辜的人有罪时。”

这是一记沉重的耳光，它不容置疑地打向那些用“我不知道”、“大家都这么做”为自己挽回颜面的人，它向所有恶行的参与者宣告：别说你不知道，你之罪孽确定无疑。